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利用政治力量来提高贸易规模和获取国家利益的例子，最为突出的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和日本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但是，政治力量是否对国际贸易具有主要的决定作用，尤其是对不太久远的历史时期来说，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证检验，这主要是因为驱动政府之间权力关系变化的因素往往被作为国家机密而未予公开。

       得益于美国最近公开的中央情报局（CIA）档案资料，Daniel Berger等于2013年发表在AER上的文章“Commercial Imperialism?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Trade During the Cold War”，通过利用CIA秘密拥立或者支持外国领导人的行为来表征美国对外国的干预，实证检验了国家政治干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文章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政治干预，是利用1949年到1989年之间CIA在目标国家成功拥立新的领导人或者支持在位领导人的数据来构建虚拟变量进行表征，样本包含了166个国家，其中数据显示CIA干预最强的地区是拉丁美洲。主要的被解释变量是贸易量，是利用Barbieri等整理的COW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了各国之间的双边进口与出口的数据。文章采用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来进行计量识别，其中贸易成本和多边阻力项(multilateral resistance terms)采用Baier和Bergstrand（2009）的方法，包含两国距离的对数、两国是否共用同一语言、两国是否都是关贸总协定成员国（GATT）、两国是否都是同一区域贸易协定国。同时还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如人均收入的对数、是否有苏联克格勃的干预、是否更换领导人、现任领导的任期等。

       文章的基本回归模型显示国家政治干预能够显著提升目标国从美国的进口，在有美国政治干预的年份，目标国从美国的进口能够提升29.3%，这是非常可观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检验国家政治干预提升进口是贸易创造的效应还是贸易转移的效应，文章通过目标国从全球的进口对美国政治干预进行回归，发现系数并不显著，从而得出目标国从美国进口的上升是由于目标国将进口从其他国家转移到美国所导致的。回归结果也显示，美国政治干预对目标国家的出口并没有影响。

       自然地我们会担心是否CIA选择干预目标国时，会针对正在经历从美国进口下降的国家进行更多的干预，那么这就会产生双向因果的问题。为了排除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干扰，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都没有改变基本回归的结论。

       为了探索国家政治干预对进口影响的作用机制，文章控制了目标国政府花费占GDP的比重，通过构建该指标与CIA干预指标的交叉项，发现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而CIA干预指标的系数变得不再显著。说明国家政治干预提升进口是通过政府直接购买这一渠道实现的，一旦政府花费比重为0时，将会导致该渠道中断，从而国家政治干预对进口就没有提升作用了。为了检验该机制的稳健性，文章利用韩国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每个行业的总产出或进口中政府购买的比重，将所有行业分为高政府购买（或进口）的行业和低政府购买（或进口）的行业两个类别，以此对每个国家构建了高政府购买（或进口）行业的虚拟变量。文章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通过国家——行业层面的回归，发现CIA干预在高政府购买（或进口）的行业对目标国从美国的进口作用更强，并且在统计上显著。

       对于政治干预提升进口的作用机制，存在一些替代性的解释，比如：贸易整合说，强调政治干预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意识形态说，对于美国拥立或者支持的外国领导人往往在意识形态上更亲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而该国对所有西方国家的进口都会增加，也包括美国；美国经济援助说，伴随美国政治干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等都会相应增加，从而导致了对美国产品购买的增加。

       对于贸易整合说，通过国家——行业层面的回归发现，政治干预使得从美国进口上升更多的是美国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这与降低贸易成本导致进口上升的假说相矛盾，从而该假说不成立。对于意识形态说，通过实证检验美国政治干预对目标国从各国家进口的作用，发现美国政治干预并不能提升目标国从美国以外的国家的进口，而且也不能提升目标国从与美国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的进口，从而否定了意识形态说。对于美国经济援助说，通过引入美国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等变量，实证检验发现美国政治干预确实能够提高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但是当控制了这三个变量的作用后，政治干预依然对目标国从美国的进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三个变量仅能解释政治干预带来的总效应的16%。

       文章通过严谨的计量识别分析，实证地检验了美国政治干预对美国向目标国出口的提升作用，并且指出了实现机制是通过政府购买而非其他。

                     文章来源：D Berger, W Easterly, N Nunn, S Satyanath, 2013, Commercial Imperialism?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Trade Dur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2):863-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