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外学者认为，中国帝制时期的科举制是领先于英国文官选拔制度上千年的一大发明创举。门多萨将帝制中国的平稳发展归功于竞争性的科举制度，官员的公开选拔而非世袭继承为平民阶层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上升渠道，这对于增强社会流动性、维护社会稳定与活力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汉学之父”卫三畏甚至表示：“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但反对者认为，由于包括财富和人力资本在内的家庭环境对于个人的科举表现有重要影响，科举考试只是权贵阶层的不断复制。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教授与他的合作者在最新的工作论文“The Making of the Gentry Class: Reconsidering the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利用大量的史料建立了相关数据库，检验了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对于候选人科举表现的影响。
文章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清代硃卷集成》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前者包含了4035位通过乡试的举人履历信息，记录了这些举人乡试的名次、中举年龄、父系和母系的上三代特征信息。这4305个举人占同时期举人总数的8%。后者记录了明清时期所有通过会试得到进士功名的应试者。作者将这两个数据匹配起来，从而能够得知《清代硃卷集成》中的哪些举人通过了进士考试，而且还能知晓这些举人在殿试中的排名和录取等级。作者将是否考中进士、殿试的排名和录取等级作为考察举人是否获得向上流动这一因变量的三个度量指标。
文章利用《清代硃卷集成》中举人履历，构造了核心自变量，这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家庭背景，其二是个人能力。家庭背景根据父辈的功名分为四个等级：平民、底层学子、中下层士绅、高级士绅，这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父辈的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官职高低（文化资本）和家庭教师的质量。个人能力包括候选人通过乡试的排名和年龄。此外，作者还控制了作为家庭财富代理变量的候选人父辈的妻妾数量、候选人成为举人前的身份（是否是监生）、兄弟数量及排行、城乡身份、以及地域和组群固定效应。
作者根据因变量性质分别选择了OLS和有序logit模型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尽管底层学子和中下层士绅的家庭背景相较于平民在进士考试中并没有明显优势，但来自高级士绅家庭的举人考取进士的概率要比平民家庭出身的高出53.7%。这表明权贵阶层的复制和社会地位的继承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体现。另一方面，作为个人能力的代理变量，候选人考取举人的排名和年龄都对会试的成功有明显作用。乡试中的排名每提高10%将使其通过进士考试的概率增加8.3%，而考取举人的年龄每增加一年会使考取进士的概率下降4.8%，这一结果支持了科举考试加强了帝制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假说。总的来说，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阶层确实是流动的，但阶层中的不平等在进士考试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
文章紧接着从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两个层面检验了高级士绅家庭对进士考试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父亲的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水平（共七个等级），通过考试的概率增加4.3%。类似的，三代以内父系长辈的官职每提高一个等级（共十九个等级），通过考试的概率增加3.6%。但相反的，家庭财富在各个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在最高等级（进士）的科举考试中，家庭物质资本不如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来的重要。
由于进士的排名和所属等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候选人能否进入翰林，而这对于个人的仕途起点有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作者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从是否考取进士改为殿试的名次和等级。新的估计结果表明，父亲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殿试的表现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当候选人父亲曾经担任过高级官职（省级及以上）时，这一作用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结论既支持传统社会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假说，也支持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假说。一方面，作者发现能力对于举人是否能考中进士有显著影响，这表明科举制度使帝制时期的中国社会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这一论断因家庭财富对科举表现的影响不显著而得到加强。但另一方面，家庭背景对个人的考试成功同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家庭背景影响主要来自顶层士族，其他的家庭背景则没有明显的优势。
另外，家庭背景中的文化资本-父辈的官职高低，对于殿试的成绩有显著影响，这是由于殿试更多地侧重对国家政务的处理能力而非对儒家经典理解的考察，担任高级官职的父辈的经验对于殿试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龚启圣教授与其合作者的这一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科举制在晚期帝制中国社会流动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对更广意义上的代际研究有重要启发。
文章来源：Qin JIANG and James Kai-sing KUNG,2015,The Making of the Gentry Class: Reconsidering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working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