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教授在他那本颇具争议的书中《A Farewell to Alms》指出，从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角度衡量，人类从狩猎采集到工业革命前夕都没有显著的经济进步，长期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相对于这些悲观论断，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前工业社会的一些时期和地区有表现出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如Goldstone认为往前可以追溯到的罗马帝国就是一个例子。大都数考古学家基于最近的考古证据也认为古罗马的人均收入增长是无可争议的。尽管古代史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也不否认古罗马从公元元年开始有人口的增长，到200年西部和北部的人口增长放缓，东部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则持续到了5或6世纪，只不过人口增长或多或少抵消了GDP的任何增长。
Paul Erdkamp于2016年发表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的论文“Economic growth in the Roman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arly good-bye to Malthus?”利用对古罗马的考古证据，从生活水平、人口数量的变化伴随的农业结构、劳动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和市场整合的变化等角度论证揭示了：表现良好的市场与人口增长相结合，导致了非农业部门的增长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使得古罗马社会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并且其兴衰也不是马尔萨斯模型指出的因素所能够解释的。
马尔萨斯理论指出，在前工业时期，任何总产出的增加只会暂时增加人均产出，因为更高的人均产出会导致更高的生育率，进而导致土地-人口比下降，结果是人均收入下降。在该框架下，诸如黑死病这样大的人口冲击即使会导致人地比上升，对生活水平提升也只有暂时效应，没有长期效应。作者基于罗马的考古资料表明，前工业社会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并非不可能，古罗马并不符合马尔萨斯模型推断。
首先，史料表明，古罗马长久以来保持高密度人口的东部地区，如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人口增长持续到了公元5-6世纪。相反，在人口密度更低、土地资源更丰富的中欧和西欧，人口和城市化水平从3世纪开始逐步下降。这说明土地-人口比并不像马尔萨斯模型推断那样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另外，基于古罗马人消费模式的变化也可以判断其生活水平的变化。根据恩格尔法则，生活水平仅处于生存线上的人们会把绝大部分收入花在基本需求品上。然而，古罗马即使在相对贫穷区域也可见精美瓷器和瓷砖，表现出较高的消费水准和生活水平。这些都与马尔萨斯模型的推断“人口增加和土地-人口比降低会拉低劳动生产力，进而导致生活水平降低”不一致。
其次，马尔萨斯模型推断，人口的增长导致土地压力增加，在更少的土地上使用相同的技术会导致更低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古罗马的人口增长至少从三个方面促进了劳动使用效率提高和增长。第一，人口的增长致使了种植高度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变得更具吸引力。作者发现古罗马人口增长伴随着橄榄油和葡萄酒榨汁装置投入的增加。以西部的高卢为例，榨汁装备的总产出能力在罗马帝国早期不断上升，在2世纪达到峰值。（之后不断下降，反映了西部罗马的衰落）
图1古罗马高卢地区橄榄油和葡萄酒榨汁机生产能力
动物骨骼的变化除了反映与农业投资相联系的饲养技术外，还反映了农民对牵引力、羊毛、肉制品等的需求，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罗马农业的发展。考古证据表明，意大利中部的牛骨的宽度和厚度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元首制早期有一个显著而突然的上升，这可能是对古罗马边远地区日益增长的陆路运输的反应。这种改进在古罗马不同地区的羊和其他牲畜上也得到了体现。著名学者MacKinnon认为，这些改进与上升的经济相联系。而随着上古晚期各地之间的贸易联系减少，家畜饲养地方化，家畜体征的改良逐渐停滞甚至倒退（如图2）。这些对高成本的大型装置和牲畜的投资，也反映了帝国早期不断增长的城市和新兴非农部门对农产品包括原材料的大量需求。据估计，古罗马当时富有土地主土地生产力与19世纪的法国相当。
图2：古罗马不同时期各地羊掌骨长宽的散点图
第二，人口的增长增加了副业的劳动投入，如港口、城市建设、交通等季节性的劳动，从而使得在马尔萨斯环境下仍然可能出现充分就业劳动得到了充分利用的场面，因而使得整体的劳动效率提高。
第三，人口的高增长促使了市场导向的农业剩余产出增长和季节性工人的形成，促进了人口城市化、分工的专业化生产。而交通运输的发展，又加速了帝国庞大的市场和贸易网络的形成。市场整合的增加，使得食品价格波动下降。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城市化和专业化分工，导致了罗马帝国繁荣。
当然，罗马帝国的繁荣在不同区域从公元3世纪开始出现了分野。上述榨汁装置和动物骨骼变化也印证了这一转变，而人口的转变也是一样。那么，这是否像马尔萨斯理论预测那样，由于人地比变化导致的收入的暂时增加呢？古罗马的经验否定了马尔萨斯的这一推论。与东罗马建立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不同，西罗马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帝国军队的驻扎及周边的消费。当边境战争和内部战争变得日益频繁时，围绕军队本身的贸易变得不再安全，军队甚至本身从消费者和保护者变成了掠夺者，与之相关的市场迅速萎缩，非农业部门不再有稳定的需求，商人工匠重新回到农村，成为固定在土地上的非充分就业劳动力。与此同时，东罗马具有稠密人口的城市继续吸收了大量的非农劳动力，使得农业生产力维持着较高水平，社会经济的繁荣得以保持。另外，马尔萨斯的“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必然增加”的推论在古罗马也没有得到验证。遗存的史料表明，古罗马不同阶层的人们为了维持自身所处的特定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会采取通过杀婴、弃婴等行为主动控制家庭人口的增长。因而，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会很快地被人口增长耗散。
马尔萨斯陷阱作为解释前工业社会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一直是经济史学者重点关注的主题之一。本文结合考古和历史资料对古罗马是否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提供了新的解释。作者利用榨汁机和家畜骨骼的考古证据，从侧面反映古罗马农业投资，进而论证当时的收入水平变化。古罗马的繁荣建立在良好运作的市场与人口增长相结合的基础上，西罗马的衰落源于其很低的城市化水平与对中央政权军事行动的依赖。当西罗马的国家力量和军队都开始衰落时，经济的衰退不可避免。而在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了5-6世纪，并且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也并不是繁荣终结的主要原因。传统马尔萨斯理论单纯从“两个级数”的抽象理论出发，否定前工业社会数千年的文明进步显然不足以令人信服。本文在考古史料基础上对古罗马农业投资、劳动分工和市场绩效的讨论，对理解前工业社会能否走出马尔萨斯陷阱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Paul Erdkamp,2016,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oman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arly good-bye to Malthu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ume 60, Pages 1–20.